本文是清流资本合伙人刘博近期和40周年的《中国企业家》关于40岁主题的聊天记录，亲述作为从业12年的VC投资人，经历了经济周期和行业巨大变化的今天，沉淀下来的一些关于个人、VC、赛道和时间的思考，真诚分享给大家。
以下为转发正文:
清流资本合伙人刘博自今年3月起开始跑步，最初她跑三公里都费劲，现在能一次性慢跑六七公里，每周坚持四天。她形容自己的跑步状态是“保护膝盖的中年养生跑”。
在刘博看来，跑步可以实现大脑与身体的“知行合一”。她认为VC工作常陷于“脑嗨、脑暴”，大脑和身体是“分开的”，运动让大脑设计身体配速，使心脏和身体逐步适应。
到今年底，刘博就满40周岁了。作为投资人，她也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12个年头。
刘博20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进入咨询行业工作三年后，她去中欧商学院读了MBA，随后相继在中信证券研究部和雷曼兄弟的资管基金里做消费行业研究。2013年，她开始了VC职业生涯，主要关注移动互联网以及消费赛道。2015年，刘博加入清流资本，并投出了怪兽充电、52TOYS、花点时间、pidan、王小卤、参半、左点等项目。
她认为自己不擅长处理工作中的复杂人际关系，而VC的工作更“独狼”。投资人的工作魅力还在于，“可以和任何行业、任何工种的人做高质量聊天。投资人以好奇心驱动有一套问问题的框架，短时间内就可以把重点聊出来”。
如果把投资人群体按照代际划分，刘博所代表的是投资人2.0一代——这一代最明显的特点是入行时有导师带，导师会像带见习生一样，带新入行的投资人走一遍项目投和管的过程。
更早些的投资人1.0一代往往就是创始/管理合伙人，基金风格就是创始人自己的个人风格。而2015年之后，人民币基金逐渐发展起来，一级市场钱多人多，投资行业也开始“工业化”，链条上每个环节都有专业分工，机构内部挖掘项目源、项目价值判断、项目投后管理等职能开始固化，这一阶段入行的3.0一代投资人，往往需要从行业“螺丝钉”做起。
刘博回忆，自己刚开始做投资时，是“像手艺人一样入行”——得独当一面。那时项目的全链条负责制，也是古典VC的特点。
她也一直是一个“特别信奉努力”的人，她觉得“努力永远有正反馈”，晚点来也没关系。
2018、2019年，在行业大好的趋势下，她曾憧憬“40岁就能退休环游世界了”。“我想着基金退出肯定漂亮，经济回报也丰厚，就可以给这段投资人生画个句号。”她说。
但接下来发生的变化让她的“退休计划”彻底改变。消费赛道陷入至暗时刻，尝试转换赛道后也很难找到熟悉的“手感”，她开始重新审视投资行业，以及自己即将迎来的不惑之年。
以下为刘博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的内容整理（有删节）:
经历“至暗时刻”
我们这代人（80/70后），就是在“明天一定比今天好”的叙事里长大的，直到前两年还坚信这个。所以我们之前做起事来不惜力，总觉得回报迟早会来。
2019年9月，我生完孩子后感觉自己状态特好，立马就想回来工作，我在月子中心里就开始见项目了。12月31日，我就直接回公司开年会、给项目收尾。然后就是疫情来了，我不得不休假，一直待在家里。
2020年，行业一直在起起伏伏，但我实际感觉还好，最大的转变，我觉得是在2022年下半年到2023年，甚至可以称之为行业的至暗时刻。
首先是退出受阻。资本市场出问题，直接传导到一级市场，资金流动性变差，项目也难融钱了。因为退出的大的想象空间没了，项目再好也难资本化、加不了杠杆。对VC来说，风险和收益立马不对等了，早期消费品风险本来就高，收益可能就剩点分红。
创始人痛苦，我们拼命想办法，LP还不停施压问“怎么办”——那会儿感觉整个行业链条都在互相挤兑，真是最糟的时候。
以前我们不用考虑那么多，每天主要精力都是在项目的价值判断和新趋势的观察上，埋头往前走就行了。但2022年下半年后，我们就得主动做筛选，主动想想该把精力放在哪儿。项目上的风险暴露出来了，因为大部分项目要退出，我们跟企业和创业者的关系变得对抗了，以前做事的精力现在要分配给和人缠斗。
当时我们内部也讨论过，焦虑是好事还是坏事?于我而言，不管什么情绪或者动机，能给你带来行动力的就是好事。我自己很焦虑，带着焦虑做事虽然难受，但能逼你动起来。我那会儿应对焦虑的方法就是疯狂见同行，聊各家基金怎么样、项目怎么样、谁又撤了。开始挺管用，但后来发现越聊人越丧，无意义感主导了每次聊天的结论部分。这种感觉特别糟，既消耗我的乐观，又让我觉得个体能动性没用。
所以后来我减少了同行间的悲观传递，与其线下见面不如花时间听播客。经济下行期那两年，长音频作为一种非常反古的内容形态，筛选出来了许多有意思的表达者。我很爱听一些社会事件，这些播客主播的看法，这种内容的吸引力，就和之前我们听到有魅力的创始人在跟我们讲他为什么要创业一样。播客拯救了我“对人的好奇心”，让我从和创始人对抗的无意义感中抽离出来。
同时，我们也在给被投项目灌输两种情绪。一是找那些在“泥潭里”还能赚钱的公司，让被投项目看到好的生意模式还存在;另一种是反向洗脑:你以前怕竞争，现在对手倒了，是不是该调整节奏，把剩下的蛋糕吃掉?我们目标就是让所有公司动起来，CEO只要行动起来就会打败IPO无望的无意义感，同时他也得负责给员工打鸡血。光调整这个状态，我们就花了七八个月。
但到了2023年-2024年初的几个月，我的能动性维持不下去了，并陷入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最明显的感受是，创业者都不愿见我们了，因为他没啥好消息可说，我们也帮不上忙， 他也清楚我使不上劲，毕竟我们没法再继续给他投钱。
印象最深的是，那几年还想拼的公司，还在坚持开董事会，不过有的从一年两次变成一次，甚至一年半一次，可董事会上基本全是坏消息。
我们当时投的项目里，墨茉点心局决定砍一半的店;参半决定完全放弃口喷做牙膏，因为口喷要做品类教育，没法赚钱;王小卤第一次做线下尝试，很不成功;pidan第一次尝试猫粮，很不成功;52TOYS库存压力巨大……都是坏消息。但后来发现，墨茉砍掉一半的店，收入没变;王小卤线下第一次尝试，找高管做不成功，CEO自己上，成了;参半坚决地把口喷砍掉，做牙膏后现在线上（品类）第一;pidan和52TOYS分别迎来了海外收入第二春。
熬过这段时间，我反而看清了消费项目的韧性。没这轮出清，劣币还在泡沫里裹着，大家估值都虚高，你根本分不出谁能真沉下心做细活、搞精细化运营，非得等大水把泡沫冲干净了，有筋骨的企业才露出来。
经过这轮洗礼，我深深体会了“危机”俩字:“危”的时候社会整体的决策能力都在下降，逐级传导后悲观也会自我实现，政府一定会站出来重建集体预期，而屡次证明可以奏效的就是放水，超级流动性的释放一定能给资本市场创造机会。好事坏事是一段一段发生的，凑一块你觉得合适，但现实偏要分着来。
这次危机也是一级市场上流动性短缺。市场好的时候，每个消费企业都像个小VC，鸡蛋不往一个篮子放，可以业务多元化、营销花样多，都敢试。因为VC的钱就是给他试错的，拿的钱越多，试错空间越大。试成了品类的打法，PE机构的估值再放大，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是一种惯性。
所以新消费为什么发展那么快?老消费企业是拿自己利润在试，当然谨慎，但环境一差，现金流就成了最重要的资源。这时候，CEO就得从“快速迭代、快速试错能力”切换到“缜密的战略部署能力”了，用好自己手里的每一分筹码。
过去大家总幻想一种“恰到好处的繁荣”，但经济从来不会恰到好处，它永远是涨过头、跌过头。泡沫有他的好处，可以统领社会资源在同一时间内向一个方向调度，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像我们拥有高效的资源调度能力，很多时候，其它经济体其实就是依靠“资本泡沫”来用市场调度资源，泡沫虽然会破，但依旧会留下经济神迹。我们也希望自己的投资的企业是被洗礼过后的宝藏资产。
我现在很烦听人说“耐心资本”，VC就该做好“不耐心资本”——钱又不是我的，凭什么替人耐心?VC的核心是做好Timing管理——能5年退，干嘛等20年?做不到就是timing没做对。
“耐心资本”只适合个人:财富自由了，比如投个心爱的球队，亏赚起伏无所谓。但GP是帮人管钱的职业经理人，标榜“耐心资本”的本质是战术的懒惰。
换赛道
新消费不景气的时候，我转去看新能源，现在又看AI、具身智能赛道。坦白说，一开始挺爽的，相当于我能一头扎进欣欣向荣的新风口了。
但难受的点也有，要是我还持续看新消费，投后管理其实很舒服，企业都在埋头干活，我聊到的新玩法、新打法、有趣的创业者，把这些信息汇总后再跟被投企业一碰，经常能撞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他们用创业者视角分析，反过来又能拔高我的认知。
可精力一转到新行业，投前投后就断了，每次只能单方面追着问进展，偏偏进展又不好，这才是我觉得最不舒服的地方。
另一方面，新能源赛道也没给我像新消费那样扎深的机会，因为窗口期太短了。自打高盛那篇说中国产能过剩的报告出来，从二级市场往下传导，新能源行业一下就冷了。2024年下半年开始，我大块时间都扑在AI和人形机器人上，但时间都不长，再没找回当初看消费时那种“燃烧”的感觉。
在消费赛道，你只要扎进去，项目就会都流向你。你不想主动聊，信息也能到手，因为新消费有个特别稳的圈子，投资人、FA、甚至你没投过的创业者，都愿意定期跟你聊，你自己就是个信息中枢，那感觉很充实。
我在新能源赛道试过照搬消费那套模式，结果证明不可行。当时想着建个教授库，当时大家都投教授，见了几个就发现不对。
关键在于，消费圈能盘活， “八卦”算是一个很好的粘合剂，把人聚在一起。大家交换的信息能直接变现、加杠杆，甚至深知圈内八卦是一种深扎圈子的证明。投资人之间也聊“八卦”，比如这个基金为什么毙了那个项目;那个项目现在火了，可某知名基金当初看不上;这个项目创始人，原来是那家公司的联创……这些圈内的深度勾稽关系也可能和这个行业要求的“快速迭代”、“快速试错”有关系，无论是企业运营的八卦还是人事变动的八卦，本身都可以为企业所用变成竞争、试错的生产力。
可科研圈根本没这种“润滑剂”，或者说我没找着。
转看AI后，我们想找一些产品经理聊聊，见人之前，我得先大量体验AI产品。后来我发现更高效的还是听播客，因为很多产品经理会自己做播客，靠这个我快速拉平了AI认知。
现在VC圈也变了:关键节点少，懂行的也不多，社交质量在下降。如果想把时间花在刀刃上，就只能多听播客、多用产品、刷公众号，因为很多思想碰撞都挪线上了。
我们现在还有个基本判断是，AI技术是张明牌，很难有价值特别高的领域被大厂漏掉。所以年初我们也建了虚拟仓，关注AI板块的二级市场公司，借此关注大厂们的变化，基金自己也可以实践一个认知变现的通路。在一级市场怎么投?AI我们以看应用端为主，但最近还是看的多投的少。
我们落子相对多的在具身智能这块。如果AI是数字世界的执行器，具身智能就是物理世界的执行器，以国内庞大的制造业生态来说，人形机器人不但有技术上发展的必然性，也有产业生态支持的必要性，所以我们这个领域投得也相对多一些。
坦白讲，这些项目都挺贵的，按我们原来的风格根本不会碰，但倒推回资金需求量来说，它就不可能便宜，我们也还是参与了。
现在项目格局彻底变了，数量少且扎堆，大伙都怕风险，所以大基金抱团投的项目很多，能水下挖到不错项目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如今只存在你聊不着的项目，不存在你不知道的项目。
我现在不会常常在一线，但一线手感也不能完全丢掉。我会让刚毕业的实习生去cover AI Agent，但现在很多项目就只要见合伙人，不见执行层，对方要是约合伙人，我说就拉我一起聊。我希望年轻人冲破我们的标准，看他们觉得好玩的东西。我看项目陷入到了一种“看山都是山”的麻木境地，比如早些时候的一批AI PPT项目，我会觉得都差不多，做图也是，因为我们不是目标用户，所以注意不到细小的差别，我希望他们用产品、聊体验，弥补我缺少的好奇心。在这点上，我需要被带动和启发。
尤其AI创业者都非常年轻，我想知道他们眼里“AI原生社会”是什么样的。
VC这行最核心的能力就是乐观，以前这是性格天赋，现在我在努力把它炼成能力，“乐观”筛掉了很多不适合做VC的人。
另外我觉得学习能力跟乐观是一脉相承的，因为VC不是盲目乐观，而是要有很敏锐的洞察和学习能力，让你的乐观是有迹可循的。
找到对抗时间的方式
我之前不觉得40岁是一个特别的年龄，但现在我认为40岁可以更高调一点。因为社会媒体正能量报道的主流好像是30岁，鼓励似乎只属于二三十岁的人，四字头的人作背景板和反面教材的居多，但二三十岁的人也会困惑，这阳光向上代表未来的年纪难道后面就无缝衔接35岁下岗和四十五十岁的老登了么，那么二三十岁的奋斗又有什么意义。现实中许多40岁以上的人活得很精彩，却鲜少在聚光灯下，我觉得是他们不屑于去展示自己了。我觉得40多岁可以活得更高调、更锋利，社会上多点特别的人，可以让大家选择更多。
另一方面，40岁或者养育带给我一个深刻感受是，时间已经不会在我身上做好事了。时间赠予孩子的是成长、健康与智慧，但在我们身上，时间带来的是衰老，容貌焦虑和思想僵化。所以如果任由时间恣意去发挥，它不会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40岁后活得有点费力也是种生活动力的张力，这个张力就来自于对抗时间。
大家老说“四十不惑”，但我觉得“惑”还在，只是你不再为二三十岁的事困惑了。40岁的“惑”会和时间形成的阻力一起，成为人生后半程的助推剂，二三十岁做腻了证明题和选择题，四十岁以后总算迎来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我觉得第一步是先戒掉追求标准答案的惯性。
最近和一个创始人聊，我们发觉没人教你怎么过中年，走在前边的人也都很有默契，不再指指点点，总算头顶没有“老师”了。回想之前，教你怎么过二三十岁的到处都是，而且都说三十岁特别好，四五十岁的人分化严重，到了六十多岁又趋同，好像大家都去遛公园了，因为身体机能会把你圈在这个小范围里活动。
之前和一个投资人聊，她孩子上初中了，说开家长会像中性人聚会，听着有点心酸。
这也是很多有女儿的妈妈们的困局:要不要为孩子燃烧自己?还是活出自己?我认同活出自己这派。孩子如果只看到女性四十岁就没性别了，那太不精彩了。你还是得活出性别、活出活力，把年龄感带走，既要有威严，又不能有年龄感，（在孩子面前）要把控得好一点。
所以VC圈的人挺精彩，聊过的人、经历的事、接触的圈子，做各种选择的都有，让你有底气活得精彩。
现在，我对VC行业心情复杂。我大学考CFA，又难又贵，每年考一个等级。回顾我过去的11年，做的事只占了CFA里那5%的另类资产，剩下95%都没碰过。
我最近也有点迷茫，就找了些家族办公室聊天。
一是好奇他们怎么看VC这类资产的——我过去只从VC角度看初创公司，投资其实是在打造金融资产。这种金融资产一到二级市场，评判标准就全变了。有时我们觉得证伪的项目，在二级市场又能跑通，我们对这家公司已经证伪的叙事又重新在二级市场流传起来。而家办什么都投，我想知道我们VC在他们眼里算什么，他们还在看什么好东西。
聊完后我更觉得VC是种“开明型”的资产，只有国家产业技术变革、社会接纳度高、生态剧变同时发生，VC才有生存土壤，我们才能投初创公司。从投到退，10年算短，15年正常，还得资本市场刚好准备好接盘。 这些条件凑齐的“好年份”能有几回? 可能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年份。
二是我也想了解美元会不会回流一级市场，什么类型的钱能回来，且有没有耐心。了解这些，我或许能推演未来三五年行业周期。我的感觉是钱一直有，市场也很好，但已不适合再投这类资产。它或许某个时段会再好起来，但未来三年不太可能。
因此，我未来可能考虑类家办业务，多元化的帮人配置符合收益预期的资产。这里面的空间大，资产类别也多，我也想把VC积累的可迁移能力用到新领域看看。
短期内，我希望给过去十几年（VC生涯）好好交个答卷，不管过去多风光、账面回报多高，最终都得看退出。过往所有努力，价值全在退出的那一刻展现，所以我觉得做好退出至关重要。
本文转载自《中国企业家》，记者孔月昕，编辑马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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