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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去送外卖不是浪费人才吗?”

在一片质疑声中，一群高学历的年轻人离开了互联网公司，去送外卖了。资本来来去去，企业死死生生，也许有人离开互联网公司送外卖更多是为了生计，但在很多人看来并非如此，这是主动换个活法开始。

也许有一天，高学历、程序员与外卖员等职业放在一起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觉得惊讶。

据点我达对骑手的一份调查显示，平台有不少高学历骑手，其中大学学历及以上骑手占比达到16%，他们中不少人，转行选择外卖员这个灵活自由的职业，同时也保持着不断学习的能力，时刻为实现梦想做准备。 

 涨工资靠跳槽 

北京海淀区，写字楼的格子间里，随着键盘的落下弹起，一连串由 0 和 1 组成的代码在屏幕上交织，王丽国表情轻松，沉浸在自己码出的数字王国。

他所在的企业是一家互联网小程序生态服务商公司。公司虽然没有BAT的知名度，但属于新三板挂牌上市企业，这对于非985、 211 学校毕业的王丽国来说，当时能顺利入职已经感到幸运。毕竟，在他找到这份工作前，经历了 2 个月的煎熬等待。

这是王丽国的第三份工作，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从不觉得找工作是一件难事，并且频繁的跳槽是一条提升收入的捷径。“一个程序员的价值由他在上家公司的收入决定，在此基础上给予一个涨幅，跳槽后薪酬一般能上涨2k。”

94 年的他，本科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的一家系统开发公司，负责简单程序中代码的增删改查等基础性工作，成为程序员中的“倔强青铜”。

从新手保护村出来，王丽国主动离开第一份工作，因为他发现一直在做同一个项目，同一个系统，每天都在复制粘贴以前的代码。王丽国的第二份工作，在一家成立 2 年的初创互联网公司做后台开发。

工资自然也一路看涨，实习期间，他的月薪为2- 3 千元，转正后升到5- 6 千元，第二份工作的工资涨到了7- 8 千元。

令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入职快满一年之际，公司解散了。 

 程序员过剩 

一年多了，王丽国和团队开发的产品没有上线过，就像一篇文章还没面世就被撤稿，王丽国的脑袋里打满问号。多方打听他才知道，大股东投资的区块链崩盘，紧急撤资，导致公司也断了资金链。

王丽国感受到了资本市场的瞬息万变，干脆放弃了赔偿，开始投简历。他把简历海投到智联、BOSS、拉勾等网站，一个月过去没人回复，连浏览的数量也寥寥。

一条有迹可循的经验被他摸索出，同样是程序员，工作经验 5 年以上，985、 211 名校毕业的，有BAT从业经验的人，能够满足这三种条件中的任意一种，都能把他从竞争中挤出去。

更令他郁闷的是， 2019 年 3 月 30 日存活 1286 天的熊猫TV宣布结束服务生涯，随着熊猫TV的倒闭，一大波来自熊猫TV的程序员被释放到市场上，那段时间人才市场供大于求。

简历石沉大海。恰巧，成了无业游民的王丽国碰上表弟来北京投靠他，表弟告诉他自己来北京前在老家送外卖，一天也能挣个 200 多。为了维持生计，王丽国干脆暂时当起骑手。一边穿上橙色外卖服在“点我达”送外卖，一边等待新工作的召唤。

一直在幕后做系统开发的他，使用起系统得心应手。接了一单外卖之后，又有别的订单进来，通常新手不敢接，怕超时。王丽国不会，他一眼就能估算出两个订单间是不是反方向，距离大概多少，再根据自己的路况熟悉程度演算出大致的到达时间，在没有任何老师指导的情况，他在新手期就能同时接三单不超时，跟其他新人比很轻松。

这也是他一直依赖的数字世界带给他的实际应用。

每天收入在 300 元左右，外卖连着送了一个月，王丽国终于等来面试机会。第三次入职，他的月薪终于破万，但在闲余时间，他仍愿意去送外卖。 

 自由与安稳 

看起来，高学历的白领去送外卖是万般无奈下的选择，但在很多人看来是主动换个活法。

58 同城招聘的一份报告显示， 2018 年全国送餐员月均薪资达 7750 元，这样的薪资水平高于普通白领收入。有网友评论，挣的没外卖骑手多，要去送外卖。

当然物质是这项选择成立的的充分理由，但不能成为唯一条件。

同样是程序员，同样月入过万，李笑笑选择专职送外卖已经 2 年多了。从互联网公司离职去送外卖，主要原因是受不了加班，“程序员加班太多伤身体”，而送外卖能治愈他的自由饥渴综合症。

前段时间，《一个北大毕业生决定去送外卖》刷屏，北大法学硕士张根，辞去白领工作，当了四个月的外卖小哥。他在文中表明送外卖的初衷：其实只是想摆脱一种阶层焦虑。身边的人都太过优秀，让他觉得自己连快乐都有罪恶感。

“父母把我供到大城市生活，但我并不比我的父母进步多少，想到这点时，我就觉得人生有点索然无味……总有人整天吓唬我，就连这种生活都无法长久。常见的威胁包括，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时代不打招呼就会把你抛弃之类，每日话术翻新。”

而他观察到的外卖小哥，似乎比他快乐得多：人家每天过得比我开心多了，他们早晨醒来唯一的目标就是多送几单东西，下班后，回职工宿舍的路上，买点熟肉、凉菜、馒头，再来瓶啤酒。吃完和朋友吹吹牛，洗个热水澡。在北京每个月赚上八九千工资，干上几年回家，盖房、娶妻、做小买卖。

在互联网公司白领这个光鲜的外皮包裹之下，是高强度的脑力运转和无法喘息的工作压力，而重复简单的送外卖工作让他们觉得解压。

目前，李笑笑仍然在送外卖，不过没有告诉家人，怕他们觉得不稳定。 

 宁可送外卖也不创业 

看惯互联网公司的起起伏伏，有人非但不觉得送外卖不稳定，反而觉得送外卖更来的踏实心安。

2015 年至 2016 年，吕辉在电商孵化器公司做项目经理，经他的手成功孵化的项目不足 20 个，成功率在20%左右，也就是说 100 个项目里八成熬不到活下来。

成为项目经理，对于吕辉来说完全是个意外，他今年 30 岁，出生在江苏常州一户普通人家，父亲在工地上打工，母亲是农民，上面还有个哥哥，过着“刚刚好”的生活。

2011 年，吕辉从南京工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他就坐着火车来到广东东莞，在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当志愿者，引导问题少年走向正规。

吕辉认识了同样是社区服务工作者的妻子，婚后两人回到妻子的老家四川绵阳定居。误打误撞，吕辉碰跟青少年有关的互联网项目，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

几个月下来，他摸透公司的运营模式。 在这里，流水账单是检验一个项目组能否存活最直观的标志，每月能够破百万元的，基本证实这个项目组运营得当。起初所有的项目组都在一间办公室，慢慢地，越来越多人搬了出去，搬出去要么意味着失败离场，要么就是成功，换去更大的办公地点。

两年间，吕辉到了形形色色的项目，卖车饰的、农产品的、衣服的……只要互联网上能看到的，团队几乎都尝试过。在他走的那一天，公司有近 150 个项目在孵化中。

这些项目往往九死一生，即使是高科技的摄像头项目，也因为难以盈利，无疾而终;另外一个做冰淇淋电商项目，租了独立办公室，买了先进的装备，但半年没有销售出一单。

2017 年年初，因为母亲车祸，吕辉回到江苏老家照顾母亲，在当地找点散工做。灵活成了他找工作的唯一要求，以便随时能抽身照顾家人，一天也能挣八九十块钱。

今年 3 月，母亲康复的差不多，吕辉回到四川，等妻子生完孩子他就要找工作。见证太多的项目死亡，吕辉说自己永远不会去创业，有份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偶尔跑跑外卖赚点外快，一家人能安分过日子就成。

他又变回了那个“刚刚好”青年，接受平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