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手机的红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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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猛哥

引言

“如果他是一棵软弱的芦草,就让他枯萎吧;如果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就让他自己打出一条路出来吧。”

在中国,没有一个行业像手机这般变幻无常。但绝非不可捉摸。

希望坚韧的幸存者们能走得更远。

1

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感叹:

“天才永远存在人民中间,就像火藏在燧石里一样,只要具备了条件,这种死的石头就能够发出火来。”

草创年代,此景尤然。

四年磨一剑, 1995 年,段永平终于带领中山“小霸王”走出泥坑,从年亏损 200 万到年入 10 亿。

认识段永平的人都叫他“阿段”,这是广东人的习惯称谓,但他是江西南昌人,浙江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电子管厂—— 1960 年代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现在北京 798 艺术园区就由该厂旧址改造而来。

没几年,他就辞职了,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量经济学专业, 1988 年拿到硕士学位后,毅然南下。

工厂扭亏为盈后,段永平提出改制,可集团不同意给管理层股份,他及 6 个中层遂离职,前往与中山一江之隔的东莞,创办了步步高。

那 6 个人里就有后来OPPO创始人陈明永,vivo创始人沈炜,以及步步高现CEO金志江。

到 1998 年,“小霸王”就日薄西山了, 24 个经销商集体倒戈,投向步步高。

21 世纪虽然还没来到,但征兆无比明显,人才将最为宝贵。

那年,步步高招了一个年轻人,他叫刘作虎,湖北汉川人,以年级第二的成绩毕业于浙江大学应用电子技术专业。

童年及求学时两次跌入谷底的经历,深深影响了刘作虎,此后每当面临抉择时,他总选择做一个谨慎的人。

2

罗永浩不一样。

他是东北延吉人,觉得应试教育是灾难,高二时就辍学了,开始闯社会,摆地摊、开羊肉串店、倒药材、走私汽车、卖电脑零件,搞文学创作……

但一直没找到方向。

后来,他听说在新东方教英语能年薪百万,于是给俞敏洪递了一份求职信。

新东方老师是一个神奇的物种:会讲段子,极为煽情。当时招聘标准有九条,罗永浩符合七条。

2000 年,经过三次试讲之后,罗永浩进入新东方,“老罗语录”与新东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完全合拍,他旋即成为名师。

从此,中国多了一个影响行业的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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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影响行业的人和事总是在不经意间落笔。

当段永平携骨干拂袖而去后,“小霸王”的管理层留下真空,杨明贵接任总经理。

有个叫刘立荣的实习生引起了杨明贵的注意,他跟那些每个月领着几百元的实习生完全不同,经历非常丰富。

刘立荣,湖南人, 1994 年从中南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天津有色金属研究院,是个铁饭碗,但是,“干得再卖力,混得再好,到了 50 岁也才是一个所长。”

非常不满足的刘立荣南下广东,跳槽到日本YKK公司——世界最大拉链公司之一,做管理层,一个月能拿 3000 元,还蛮不错。

可他的顶头上司是香港人,上司的上司是日本人,作为内地人,这注定了升迁无望。一年后,他再次离职,决定去民企碰碰运气。

杨明贵成为刘立荣的“伯乐”。

1997 年,杨明贵也从“小霸王”离职,带走了一批高管和员工,其中包括刘立荣,他们创立金正。

那两年,“真金不怕火炼——金正VCD”、“苹果熟了——金正DVD”等广告语响彻大街小巷。

25 岁的刘立荣很快升为副总。

命运不总是温柔相待。广东“走私大王”叶小凡出逃被通缉,携带的产品就有金正DVD 解码芯片,金正高层受到牵连。

2001 年,叶小凡被警方抓获,杨明贵闻风出走加拿大,刘立荣则被监视居住,惶惶不可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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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荣彼时尚属稚嫩。反相观之,作为“老江湖”,徐立华的胆子就要大多了。

1991 年,在西南交通大学教过两年书,又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徐立华带领三个研究生同学扑向深圳,他们做了一份“研制开发中文寻呼机可行性报告”,信心万丈,到处寻求投资者。

特区没有给他们机会。直到 6 年后,深圳才出现了一家叫腾讯的小公司,也是从做寻呼机入手。

徐立华等人辗转去了宁波奉化,终于说服当地政府出资 510 万,成立了一家乡镇企业,这就是波导公司。

1995 年,波导成功研发出寻呼机,三年后年就位列国产寻呼机市场第二名。

徐立华志不在此。 1999 年,波导转型做手机。

第一台手机进入中国是 1987 年,即摩托罗拉的3200,俗称“大哥大”; 1995 年,爱立信GH337 登陆中国,这是第一款GSM手机; 1999 年,诺基亚 3210 让直板机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稍有远见的人都能看明白,手机取代寻呼机是迟早的事。

波导并不具备生产手机的技术,但通过合并信息产业部下属的一家企业,可以解决牌照的问题。

牌照是手机厂商的“命根子”。 1998 年,信息产业部发布“5号文件”,对手机生产项目予以立项与审批,十分严格,之后 5 年只发了 49 张牌照。

外国手机厂商被拦在了门外,不过他们采用迂回战略,用技术换市场,通过合资形式进入中国。

波导就是与法国萨基姆合作, 1999 年生产了 2 万部手机,全堆在仓库里,当时牌照还在审批中。

结果,冒险家赌赢了。

波导还贷款 4000 万上央视打广告,“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

有央视背书,波导手机不愁卖, 2000 年销量位居国内第一,公司还冠名了北京波导足球队。

早期的手机代理商也发了大财,“代理波导简直像买台印钞机一样。”

有一年年会,波导全体员工都在奉化大酒店吃饭,当地书记亲往捧场,徐立华放出豪言,明年要去北京聚餐。

言犹在耳, 2005 年波导就出现巨亏,把前两年的利润全赔光了,再也没能缓过来。

中国手机史上“伤仲永”案例还有夏新。

夏新成立于 1981 年,做VCD和DVD起家, 1997 年上市,后转战无绳电话失利,一直没有起色,直到一家韩国手机厂商找上门来,联合生产手机,推出夏新A8,一款“会跳舞的手机”,售价高达 3800 元,年利润 6 亿元。

2003 年,全球竞争力组织对中国 1000 余家上市公司进行排名,夏新位居第二。可仅仅过了 4 年,夏新盛极而衰,把上海科研大楼都给卖了。

2009 年,已巨亏 3 年的夏新破产重整,被象屿股份借壳上市。

此外,还有TCL、科健、南方高科等,故事大同小异。

中国第一代手机从业者已经完成了了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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