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正在严打山寨机的深圳，现在依然有人公开叫卖着高仿机、套牌五码机和三码机等山寨手机。在华强北一些数码城、电子城里，不时可见到外国人的身影，与老外用英语谈生意的销售经理们也比比皆是。 |
“‘招安’深圳山寨机”后续
在山寨手机的大本营深圳，放开检测的呼声日渐升高，并成为“招安”山寨主最有效策略。按照深圳有关职能部门的计划，政府有意放松对手机产业的各种管制，让部分注重质量有些追求的山寨机接受转型，变成正规的手机企业。“我愿意被招安。”有山寨主向记者明言，但并非没有条件，障碍主要来自一些强制性的政策门槛。据记者观察，牌照门槛的取消，技术门槛的低下，检测门槛的高企，让这个产业链几经起落，也让手机企业死去活来。于是，矛头所指，是信产部属下的手机检测中心。
（网友恶搞山寨主）
“挣这点钱，犯不着冒险坐牢”
正在严打山寨机的深圳，现在依然有人公开叫卖着高仿机、套牌五码机和三码机等山寨手机。在华强北一些数码城、电子城里，不时可见到外国人的身影，与老外用英语谈生意的销售经理们也比比皆是。
在华强北某手机批发城，工厂设在宝安的赵先生每月都能卖出近5万台没有纳税、入网检测的手机。除了北方市场外，1/3的手机销往印度、越南。最近因为行情萧条，赵先生的销售相比起年初每月10余万的销量萎缩不少，利润下滑，但是每台机器也能赚上80元的纯利。他说自己有设备、厂房和工人，万事俱备，完全可以光明正大。从去年底牌照政策放开后，这个问题常常困扰他。他最近研发了两款音乐手机，销路非常看好，让他忽然有了“从良”的愿望。“我有钱，有生意，但我不希望犯法，不想坐牢。犯不着挣这点钱，把身家和前途都抵押上。”赵先生说。
无奈的语气中，他默默观望着博弈之中的政策变局。
位于宝安某工厂的翟先生(化名)最近有一款概念特色手机刚刚出炉，面向某个特定人群。“没错，按照工商局的定义，我做的全是山寨机。”翟先生说，“只要产业政策合理，条件合适，我愿意下山，接受招安。”
诸多深圳知名企业来自山寨
行政门槛的取消，技术门槛的低下，检测门槛的高高在上，让深圳这个产业链迂回曲折几经起落，也让诸多手机企业死去活来。
回想起过去，深圳一知名手机企业老总颇有感触：我原来也是做山寨机的。该老总告诉记者，从最初的组装、代工到后来的买网标、贴牌，他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直到前年底申请到牌照，可以正当“准生”了，他才长舒了一口气。
深圳朗杰电子总经理祝寿林也表示，在牌照制度没有放开之前，深圳很多知名企业不都是从山寨机走出来的吗?他认为，山寨市场培育了一批脱颖而出的手机名牌。
有业内人士介绍，华强北、华强南则成为山寨机最好的销售平台。大企业可能不屑于这里，但是对于这些山寨机来讲，它们没有实力去自己搭建平台，以华强北电子元件、通信市场的名声，从全国来的人自然会来购买山寨机，甚至还有相当多国外买家常年住在这里批货。
“没有这里的深水池，出不了现在的手机巨头。”有知情人士介绍，包括X泰、X通等在内的诸多手机企业，最初都是加工、贴牌起家，而贴牌的来源则包括天时达董事长蔡清楚等深圳手机界教父级人物。
“深圳这么多年倒下了多少手机企业，并不是被谁打败了，而是给自己的库存压死了、给信息滞后拖死了。山寨机抢的就是一个先机。”深圳友利通电子董事长吴建平告诉记者，要消除不公平竞争，不能总是约束的都是老实人。
挺“山”论
“没有山寨机，诺基亚可能卖到1万块”
“山寨”是占山为王的意思，但他们已经卖到全球了，还能称之山寨机吗?朗杰电子总经理祝寿林对山寨机所受的非议打抱不平。
他认为，“山寨机对中国有贡献，让老百姓较早享受享受移动生活，不然的话诺基亚就卖到1万块了。当然这个阵营确实有很多糟粕，这要正确看待。山寨王们慢慢转向正规军，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经济的规律。”
深圳手机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俞晓虹也表示，山寨机在品质保证、吃苦心态方面是欠缺的。他们在利润降低到20元时可能就甩手走人，但正规企业还是会接受的。山寨机虽然有种种不是，但在跟风方面很快，他们创新能力很高，执行力相当强，我们的正规企业反而偏于保守。
“我认为政府不能随便打击。违法的肯定打击，但更要创造公平营销环境，不能人为设置门槛。”
俞晓虹举个例子说，任何商人肯定都贪图品质好、价格低的产品。如果手机卖1000块钱，这边检测费用比手机还贵，那边检测费只要5元，你说他怎么选择?
“毕竟山寨机也解决了就业问题，创造这么大一个产业链。我们要辩证看待。”一位政府人士告诉记者。
同样“挺山”的消费者也指出，山寨机这个出生于平民草根的社会底层，一出生就是私生儿，一出世就注定是被漠视和被打击。但是，为什么有实力、有资金、有品牌支撑的正牌子女，为何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中总是落败呢?这难道也是“山寨机”在搞鬼?他们就只有捣鬼的份，不用做市场，做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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