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是宿华在公开演讲或接受采访中频频提起的一个词，可以说在快手成长中，离不开“幸福感”这个关键词，那到底宿华的幸福感来源什么呢，以下为相关采访摘录内容:
我出生在湖南湘西一个土家小山寨，这个中国毛细血管末梢的地方，风景秀丽但闭塞落后。当时村里还没有通电，天一黑什么都干不了。
没有电就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晚上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就在大树下听故事、看星星。家里唯 一的电器就是手电筒，不过电池也很贵，经常舍不得用，晚上出门就带个松树枝当火把。山里没有公路，家里酱油用完了，要走两小时的土路到镇上，再走两个小时回来，才能买到酱油。
当时我最渴望的是天黑之后有光，有光就能玩，很快乐。这是特别奇怪的一个幸福感来源。后来我养成了一个很坏的习惯——睡觉不关灯，我怕黑，不开灯睡不着觉。我这个坏习惯直到结婚后才彻底改掉。
读书的时候，我随父母到了县城。在这个小县城，最有名的除了县长，就是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每年 7 月，县城唯 一的也是最繁华的电影院门口就会张贴考上大学的学生名单。
高考是个很好的制度，它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推进了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因此很多地方越穷越重视教育，我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考上清华大学的。
刚上大学时，老师教育我们说，有一个师兄特别厉害，刚找到一份工作，年薪 10 万元。我当时就觉得，能找到一份年薪 10 万元的工作，是很厉害的事情。后来听说谷歌薪水高，我就去谷歌面试，谷歌给我开出 15 万元的年薪，比我最厉害的师兄还多50%，那一刻我非常满足。一年之后又给我发了期权，后来翻了倍，我觉得自己幸福感爆棚。
在谷歌工作时，我跑到硅谷待了一年多，最 大的冲击是发现两个社会，不说深层的结构，连表面的结构都不一样。 2007 年，北京的车没现在这么多，而硅谷遍地都是汽车。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之前那点儿出息是不是太浅了，我应该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能够更加有出息，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出息在哪儿。
2008 年金融危机刚发生的第二个月，我离开谷歌去创业，想让自己的想法得到验证，看看我到底能为这个社会贡献什么，或者能够收获什么。干了一年多，惨淡收场。
第二年我加入百度，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在做"凤巢"机器学习系统时发现，我掌握的跟人工智能、并行计算、数据分析有关的能力是可以产生巨大能量的。
升职加薪，成家买房。但我一直有些焦虑，为什么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却还是不满足?我的想法在某一个时间点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后来我发现，相比于满足自己的欲望来利己，更好的方向是去探索怎样利他。
利他不是简单地帮助某个人做成某件事，这也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我在谷歌工作时，心态就是以我个人的力量能够帮到所有人。
我的技术很好，作为工程师，很多团队找我，从写网页服务器、做机器学习系统到进行大规模并行计算，只要你需要，我都能办到。那时候我好像是消防队员，到处帮人灭火，但现实很骨感，因为我的精力被分散了，所以到评职级的时候升不了职，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去百度验证过我们的技术能量以后，我就继续创业了。我们的小团队做了很多类似雇佣军的事，到处去帮别人处理技术问题，把我们的能量放大，但后来我们发现也并不能帮助很多人。
我意识到，如果要利他，不应该凭借我个人的力量利他，应该以机制的力量、价值观的力量利他，利他最 好的是能利所有的人。
这就不能以己度人，需要广泛理解更多人——他们的公共痛点在哪里?幸福感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幸福感能够得到满足的最 大公约数是什么?要能够找到所有人幸福感提升的最 大公约数。
幸福感最 底层的逻辑是资源的分配。
社会分配资源的时候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即头部人很少，但得到的资源很多;尾部很长，但得到的资源非常少。就像《圣经》说的: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老子》也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当我们做资源分配的时候，尽量要保持自由，本质上是说，在契约、规则确定的情况下，尽量少改，别让人杀进去干预资源分配，尽量有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公平的规则或契约，如果觉得有问题也是先讨论再修改，而不是杀进去做各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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