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是最 好的产业营商环境，这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共识面的命题。站在企业感受的角度，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效果要达到让企业即使在与办事者陌生的情况下，实现等距对待，不用找人也能把事情办好。这些声音是我们在政务营商环境优化中经常听到的，也开始成为不少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时的具体操作。但是法治化产业营商环境的具体内涵包括哪些，这需要我们好好定义，否则大家理解起来难免有很大的歧义——比如是狭义地指提升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中提到的合同执行效率和司法裁判效率？还是指要用更多的规范性政策文件，把营商环境优化的具体工作见诸明文？还是指法律执行部门需要更多走出机关，为企业提供更多、更公开的集成服务？
法治化如果是指在推行法条面前主体权利与义务平等，那么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而真正的障碍是对有权审核和执法主体的行为范围、行为方式与行为权能实施的限制是否有效，以及公共服务承诺不能实现时的处置模式，或者通俗说就是对于有权者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仅仅是防止不作为，还要防止乱作为，有的时候甚至还要保证不作为，而让市场主体作为。
在真正实现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时候，我认为需要重视以下四个具体要点：其一，加强优化产业营商环境立法完善，甚至需要提升目前《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作为行政法规的位次，成为《优化营商环境法》，并且把法治化的相关精神与要求贯穿在法律条文中，为此还需要扩展营商环境现有外延，丰富营商环境建设的内涵，应以立法条款将营商环境优化工作定义为由政务服务、产业生态服务和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协同促进的水平服务链条，大力鼓励围绕特定产业展开的产业化垂直营商环境要素服务链建设，鼓励打造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产业群聚发展提升的产业营商环境；其二，严格限制权力机关决议、立法文件和法定财政预算外的经济资源与行政配置途径，因为以行政政策文件为依据，基于行政裁量权的经济资源与经济机会配置包括大量产业津贴、税收奖励和国资投资，尤其是超额预算、预算体制外支出、利用国资平台进行的转移支付、以招商与政府采购捆绑形成的交易，扭曲了市场需求导向型的市场经济形态，架空了法治规则，也极大地滋长了权力寻租动力，壮大了被贴补企业群体与熟于获得行政配置资源的专门服务渠道，对反腐倡廉工作形成极大的挑战，其中尤其需要重点治理一企一策式的不透明和特殊招商条件配置、政府采购中的系统化关联交易和不当限制公平竞标行为；其三，充分重视优化产业营商环境的立法工作，限制泛滥的政策文件和条款，对于政务失信行为、不作为行为或者错误行为，加强权力机关相应的质询力度，建立与加强权力机关对于新出台行政政策和行政执法措施的备案监督审核；其四，加强行政承诺的书面化、公开化、契约化，明确政务服务单位不能履行政务承诺的违约后果与违约责任追究路径。
法治化产业营商环境建设的关键目标是营商环境的依法建设，不仅要优化政务服务营商环境，还要大力发展水平营商环境全服务链和垂直产业营商环境共同构成的营商环境矩阵，依法厘定服务框架，确定服务分级，找到服务对象需求更加明确准确的具体服务事项、丰富服务路径、投入充分的服务资源、讲求其对产业经济直接的促进效能。
零点有数营商环境研究中心，针对企业需求端与政策供给端进行深入细致的跟踪研究，着力纵向深化营商环境的研究精锐度。在对世界银行和国家营商环境相关政策和评价指标透彻理解基础上，形成了从指标设计到数据采集、数据复核、技术分析等系统的方法论。先后与 50 余个城市开展合作，并借助大数据技术手段，开发了包括数据采集、数据监控、数据分析、“大数据看营商”、“营商政策库”及“最 佳做法库”在内的六位一体“优商通”系统。
（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