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芯路二十年:“中国硅谷”的荣光与梦想

2019-06-14 11:46 稿源:全天候科技  0条评论

芯片

摘要:从芯片制造起步,上海张江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产业链相对最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园之一。

本文来自全天候科技,阅读更多请登陆www.awtmt.com或华尔街见闻APP。

作者|姚心璐 编辑| 安心

田野相连、荒草丛生,是郑朝晖对上海张江的第一印象。

那是 1999 年,因缘际会,他来到这里看房。“张江高科地铁站都没建好,工厂没几个,真的是荒无人烟,即使是世纪公园对面的房子,一平米才 3000 多元。”在大多数上海人眼中,这个旧名“古桐里”的地方,一度远在上海之外;如今,担任季丰电子董事长、当时还在上海贝岭工作的郑朝晖尚未想到,几年之后,他将在张江工作、创业,安家、扎根。

也正是这一年秋天,上海市政府启动了“聚焦张江”战略,要集中力量把张江高科技园区建设成上海技术创新的示范基地,其中,集成电路成为重点聚焦的产业之一。

那时的张江迎来了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次机遇。自此以后,一条条以国内外科学家命名的道路将交错出现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厂商——中芯国际将落地在郭守敬路北侧,而沿着长度为5. 8 公里的祖冲之路,不仅陆续建起了张江微电子港、浦东软件园、张江科技园等标志性园区,也将落成最受张江人欢迎的购物中心——“长泰广场”。

二十年后,这里成为中国规模最大、产业链相对最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园,用人们更熟悉名词描述,即为“芯片产业”,将近 7 万从业者在这里工作。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官方发布的文章,上海经信委相关人士在今年 4 月披露, 2018 年,以张江为核心的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总产值达到 1450 亿元,占全国总比五分之一。

集成电路,这个看上去充满工业感、硬科技的产业,与许多人眼中“小资且时尚”的上海紧密连接起来,成为后者的一面旗帜。

一些人曾撰文称,上海张江为集成电路付出了全力,让这里成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摇篮和领头羊。它曾在普罗大众的视线之外,如今,它站到了焦点上。

黄金十年

张江第一次和集成电路产业联系起来,大约在 1992 年。

彼时,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落成,初步确立了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框架。三年后,国家主导的 909 工程立项,在当时,这笔投资额高达 100 亿元的项目是电子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伴随着承担 909 工程的上海华虹集团落成,张江也迎来了第一家大型集成电路企业。

不过孤掌难鸣,集成电路真正在张江爆发还要等到 2000 年。那时,来自中国台湾的张汝京带领 300 多位台湾半导体从业者和 100 多位“海归”来到张江。时年 8 月,张汝京在张江打下第一根桩,中国规模最大、制程最先进的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就此成立。

“能找到这样一片土地建工厂很不容易,”曾在中芯国际工作了十余年的前高管罗仕洲回忆说。这一年,他跟随张汝京从台湾来到张江,此前找了很多地方,是当时的上海非常有远见,中芯才会在张江落户。

以“中芯”命名,是希望这家公司能够成为“中国第一芯”。

在罗仕洲的记忆中,张汝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一心希望在中国大陆建成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芯片制造厂;那段岁月被罗仕洲称为“理想时代”。“很多人真的有一种使命感,”他回忆说,“我来到上海,是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不是工作几十年然后告老还乡回台湾做一个镇长。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谈情怀,但我们真的就是有这个情怀。”

日后被称为“芯片科普第一人”的前中芯国际副总裁谢志峰,是中芯国际创始团队中的海归之一。此前,他已经在英特尔第一研发中心工作了 7 年。他曾以为,自己将会在这家顶级公司“待一辈子”,直到 2001 年,张汝京在为中芯国际寻找人才时找到了他。张对谢表示,自己已经从台湾来到上海建设集成电路产业,“你是一名上海人就更责无旁贷了”。

这次对话后不久,谢志峰选择了回国。“我们很清楚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当时回来,就是要做贡献,改变这个情况。”

中芯国际成立伊始,正值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低谷,张汝京秉承“逆周期投资原则”,低价购入大量设备,加上大量海外、海归人才的加入,中芯国际进入了全速发展期。“ 24 小时都在运作,”谢志峰回忆说,“工厂工人是 2 班倒, 12 小时换一班;我们工程师要随时在线,工作时间是早上 8 点到晚上 12 点之间,晚上睡觉时,一旦有问题,立刻就得爬起来回工厂。”

成立仅三年,中芯国际便已拓展至 4 条 8 英寸生产线和 1 条 12 英寸生产线,“最好的时候,我们和台积电的技术只差一代。”罗仕洲说。

在郑朝晖看来,中芯国际的到来带动了张江的发展。“中芯国际的规模非常大,起步时工厂就有上万名员工,张汝京从台湾、海外带来的员工,很多都带着家人子女,他们也有上学的需求。”他记得,在中芯国际的建设过程中,除了工厂和员工宿舍,甚至还建了别墅区、基督教堂、双语学校,“对于当时的张江,中芯国际建立起一个衣食住行整套园区。”

张江集成电路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日后,当从业者们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他们通常会将 2000 年到 2010 年称为“黄金十年”。

这段时期也可以用“风口”来形容:在中芯国际、华虹几家大厂的带动下,不仅此前分布在上海漕河泾、徐家汇、青浦等各处的集成电路公司陆续搬到张江;“芯片热”也传至大洋彼岸,许多在 90 年代出国留学、毕业后在国外大型芯片企业工作的半导体工程师受到感召,陆续回国创业。短短几年,张江便聚集了 200 多家芯片企业,它也由此被称为“中国硅谷”。

2004 年,郑朝晖也离开了位于漕河泾的上海贝岭,加入在张江落户的外资芯片企业——创锐讯。这是张江集成电路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本土企业蓬勃发展同时,高通、英飞凌、英特尔等外资芯片企业也纷纷在张江建立研发中心。

郑朝晖记得,创锐讯的上海团队刚刚起步时,在张江高科地铁站旁边的联想大厦六楼租下约三、四百平方米的办公室,但很快就不够用了,到了四、五年之后,团队已经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至 700 余人。

“土地、资金等政策支持是(芯片)企业向张江聚集的原因之一,”郑朝晖分析,“另一方面,人才也是重要原因,当时的海归芯片人才基本集中在张江,芯片公司在这里招人更方便。”

从华虹、中芯国际两家芯片制造公司起步,张江的集成电路产业逐渐向上、下游延伸,形成设计、制造、封测、设备的完整产业链。不仅如此,针对这一垂直市场的半导体猎头、咨询服务、行业媒体等也都应运而生。

低潮期

大约在 2008 年,芯片业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一年,晨晖创投合伙人曾浩燊来到张江,当时刚刚从硅谷回来的他,还是一名芯片创业者,“一回来就感觉到,这一波海归芯片创业热潮已经慢慢过了。”作为芯片工程师一员的张俊恩有着同样的感受,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一入行就感觉进入了低谷,最明显的一点是,之前芯片创业企业拿到融资挺容易的,但这之后的几年,几乎很少有公司还能拿到融资了。”

此前几年突飞猛进的隐患开始显露。相比其它产业,芯片的研发周期短则 9 个月,长则1- 2 年,而且第一代产品往往成熟度较低,需要进行多次迭代后在应用上才能达到成熟,对于民间资本而言,投资风险高、回报不确定。

“半导体产业以前很受欢迎,为什么?”曾浩燊分析说,“以前终端发展慢,比如一个电器可以用十年,同一款芯片可以一直卖,所以只要前期研发好,后面就是不断赚钱;但后来终端迭代越来越快,芯片生命周期不断缩短,整个行业毛利率低下去了,对于技术上没有像巨头那样形成绝对壁垒的创业企业,规模就很难起来,只能越做越低端去寻找收入,毛利也越来越低。”

一位创业者曾回忆说,以海归工程师为主的第一代芯片设计公司,虽然多拥有技术经验,但工程师出身的创业者在市场、管理方面经验不足,而且企业规模不大,无法形成技术上的差异化和创新,只能用低成本竞争,长此以往,形成了扎堆低端技术、相互抄袭的局面。

根据这位创业者的描述,当时张江科技园内的 200 多家企业中,大多未实现盈利,抵御风险能力较低;他本人的公司则因为持续亏损,已于 2007 年被一家大型企业收购。

“民间资本投芯片是要赚钱的,结果投了几年发现太难赚,受打击了,慢慢就不投了,”曾浩燊感慨说。巧合的是,在同一时期,民间资本有了更好的“去处”:从 2008 年开始,随着智能手机诞生,移动互联网迎来“黄金十年”,正在对芯片产业心生“犹豫”的资本开始转向。

雪上加霜的是, 2009 年,中芯国际与台积电长达六年的“纠纷”落幕,在这场半导体行业人尽皆知的专利及商业机密诉讼案中,中芯国际最终两次败诉于台积电,累计赔偿后者3. 75 亿美元及10%股份,张汝京辞职。

2 年后,接任中芯国际董事长的江上舟辞世,此后,中芯国际进入漫长的低谷期,曾经“仅落后一代”的差距,逐渐被拉大至2- 3 代,迄今为止,尚未追平。

在张江科技园中,人们谈论得更多的不再是理想,而是生存。“很多人希望国产芯片崛起也没错,”一位芯片工程师感慨,“但企业是要盈利的,尤其是中小企业”。

在“低谷时期”,更多企业考虑的是如何过冬。根据多位芯片行业人士介绍,由于研发周期长、毛利率低等产业特性,在缺乏外部资金的情况下,芯片企业难以扩大规模,更难提升研发投入,提升技术上的竞争力,虽然不至于破产倒闭,“但也就是活下去,艰难度日”。

张江芯片企业的一些“特色”,也曾进一步增加了融资难度。上海股权托管交易所董事长张云峰提到一个现象,由于张江芯片企业多为海归人士创立,在发展前期,许多企业有赴境外上市计划,因此设立了红筹架构,结果导致难以在国内上市融资。

“比如北京中关村、广东等地的芯片企业,股权架构很简单,”张云峰举例说。他曾在申银万国工作时,帮助过一家中关村芯片企业成功登陆新三板,解决了资金问题;这家企业先后在全国多地设厂,规模也持续持续扩大,“开始股价只有 1 块多,后来涨到 20 多块”。

然而,这一成功路径在张江复制并不容易。“红筹架构是为境外上市准备的,但是境外上市依然很难,即使到境外低端市场成功上市,依然难以融到资金,而他们这样的红筹架构又没办法在国内创业板、新三板上市,资金紧缺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张云峰说。

声明:本文转载自第三方媒体,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授权转载。协助申请

相关文章

相关热点

查看更多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