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潮下,500强与国企再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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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盒饭财经(ID:daxiongfan),作者:姚赟,站长之家经授权转载。

春节回来没多久,余明(化名)就从同事口中得知公司已口头下发“裁员指标”的消息。“指标”在口口相传中,略去了原因、背景和标准等内容,变得十分简单明、易理解了——要求每个部门必须走一个人。

“司龄”不足半年的他,原以为必是这把裁员刀下的亡魂。没想到的是,部门内有个同事因个人原因辞职,部门负责人私下告诉大家,尽量把那个离职的同事算在裁员的名额内。

“这批没赶上,但我很可能在下一份名单上。”焦虑并没有因为这次虎口脱险而缓解,“半年前,我被猎头从世界 500 强被高薪挖到这里,据说底薪是同级别中最高的。你想,底薪高、来得不久,代表了成本高和替代性高。就凭这几点,如果我是领导也挑这类的下手。”

说到这里,余明沉思了一会,告诉我们:“以前觉得传统外资企业各种不好,现在想想,除了稳定,就算被裁员,相应的赔偿制度也比现在让人更踏实。

一直处于“被逃离”状态下的 500 强和国企,在互联网裁员潮的冲击下,莫非也再次受到求职者的关注和青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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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元桥到学院路

北京地铁的十号线,是个大环线,惠新西街南口站是五号线和十号线的换乘站。家住北五环外的余明,过去的五年来每天都会在这里换乘。

“原来是向右换乘去三元桥,现在是向左走去海淀的学院路。”换了工作后,余明也还在这里换乘,只不过方向有所改变,“前几天还在那站遇到前同事。”

三元桥一带聚集了大量日企的北分总部,其中不乏世界 500 强榜上有名的企业,余明的上家便在其中。 2018 年下半年,余明从就职 5 年的世界 500 强企业富士施乐辞职,进入了一家早在A股创业板上市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于是,也顺理成章地从三元桥挪到了海淀的学院路上。

离职的原因很简单,在世界 500 强外资企业与互联网企业的对比中,余明看着不断离开的同事,自己也坐不住了。

一度以福利待遇优厚、员工晋升制度完善为特点,吸引了众多优秀人才流入的外资企业,它的吸引力在互联网企业高底薪、有未来等“卖点”的冲击下溃不成军。

“ 2018 中国年度最佳雇主”评选报告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 2018 年大学生就业去向发生两大变化:一是“外企热”有所下跌, 2018 年意向外企的大学生比例下降5.7%;二是私企就业意向有所回升,意向大学生人群占比为23.1%,相比增加4.7%。同时,今年选择自主创业的大学生意向为4.5%,比去年增加0.5%。

“外企热”降温,仅仅是世界 500 强外资企业式微的表征之一。

2018 年 4 月,一篇来自《人物周刊》的《我上班的 500 强,在北京CBD待不下去了》刷屏。文中提到外企在CBD地区的租户中仅占到30%。在 2003 年,这个数据还是70%。而搬离的企业中不乏英特尔、雅虎、奔驰、惠普、摩托罗拉、默沙东等国际知名企业。

作者还直言:“这件事的另一面,是排着队等待进入国贸的内资企业。”

通常说的“世界 500 强”,一般指的是财富 500 排行榜,该榜单依据的主要标准是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时把利润、资产、股东权益、雇佣人数等作为参考指标。纵观世界 500 强榜单发展的 20 余年,总体营业收入大幅提升的同时,利润增长率并未得到相应提升,还出现了放缓、小幅度减少的情况。

(1996- 2017 年世界 500 强企业营业收入与利润额及其增长率图)

(1996- 2017 年世界 500 强企业营业收入与利润额及其增长率图)

除了总体放缓这一特征之外,逐渐演变中的世界 500 强榜单也呈现了一些突出的特征。如互联网服务和零售业发展速度较快,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达36.1%,由 2008 年的212. 5 亿美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3394. 4 亿美元;从企业数量看,中国内资 500 强企业崛起,中国在 2008 年只有 35 家公司上榜,到 2017 年上榜数量已上升至 115 家,增长了3. 3 倍。

这样看,余明从一家传统硬件制造的外资企业,跳槽至一家互联网科技的内资创业公司,算是一次顺势而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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