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重生:研究院的胜利

02

朗朗在联想!

这话挺奇怪的。朗朗是钢琴家,而联想明明是一个科技公司,朗朗又不是联想的代言人,两者哪里能联系得起来?可是杨元庆 2015 年 5 月 28 日的微博就是这么发的。点进视频去才发现,原来是朗朗和杨元庆合奏了一曲,郎朗负责弹琴,而杨元庆则在一旁翻琴谱。

不过,琴谱看起来有些诡异,虚虚实实的,一点都不像真的。看了毛世杰在微博上发的视频完整版才后知后觉,这竟然是通过手机投影出来的一个虚拟琴谱!毛世杰在微博上说,“许多努力,就为了这一声喝彩!这个手机酷不酷?联想智能投影手机”了解一下。

在毛世杰发的那个完整视频里,朗朗甚至还用这台手机投影出来的琴键弹了一首慷慨激昂的曲目,引得现场惊叫声一片。毛世杰把这种惊叫声认为是对这项技术的认可,的确也是。他从 2012 年来,一直在做计算视觉和AR相关领域的研究。这个手机算是他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这款手机诞生的前一年, 2014 年,联想手机达到顶峰。依靠联想收购的摩托罗拉,使得当年手机出货量总和超过 9000 万部。联想凭借7.9%的市场份额在中国智能手机厂商中排名第一,全球范围内排名第三,仅次于三星、苹果。

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产生了唏嘘之感,“联想似乎总是起了个大早,赶了晚集”。联想的智能机布局非常早,早到 2006 年全是功能机的时代。这年的联想研究院技术战略规划会议就确定了智能机的方向,紧接着一个专攻智能机内部命名为“Beacon”的项目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

这是一款基于Lunix的下接键盘的智能机,看起来真酷炫。他起身去给我找珍藏的这台机器,就在办公桌旁边的储物柜里面。

这个柜子是多么熟悉啊。就是这个柜子,他把自己做过的产品样品都保存在这里面。坐在办公桌上伏案工作的他,累了就扭头看看这柜子里面典藏的物件,立马就觉得精力充沛。这里面的回忆实在太多太多。

回到沙发上,他回想起联想的一些往事。“阿梅里奥对联想的战略是有很大的破坏意义的,因为他不会去看长远”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他不喜欢阿梅里奥。这个美国来的职业经理人把智能机如此有前景的项目经费压得太死了,惨到什么状况呢?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贺志强的私下支持,这个项目恐怕早就夭折了。他认可杨元庆。从过往经历里,他发现“杨元庆当CEO,就永远坚定投资联想的未来。”

除了杨元庆,他还很佩服贺志强,“老贺的Vision在那个时代是极其领先的”。移动互联网即将来临,在 2008 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贺志强给联想研究院划出三条明确的业务线:操作系统、乐Phone和应用商店。

这样早且完善的移动互联网战略布局,使得联想取得了先发优势。联想不仅最早做智能机乐phone,而且是国内第一家用上安卓的厂商,针对最早版本的安卓,他们做了大量修改和完善。联想开发出的“四叶草”交互方式,至今还被很多用户所怀念,这个工作量无疑于重做了一套操作系统。最重要的是,PC厂商的经验还让联想最早考虑到了移动时代的生态体系,他们还决定了要做应用商店。

好景不长。随着安卓的优化和发展,联想的操作系统业务陷入了一种注定会消亡的命运,毛世杰把这场战役的失败总结为,“一个很伟大的梦想没有实现好”。手机业务本来算是联想的老本行,可是在中间几年却在市场战略上摇摆不定,推出的手机产品参差不齐,甚至连毛世杰都一度弃用。

他叹了一口气,我明白这是对联想失去的移动时代的惋惜。一手好牌怎么就打成了这样?操作系统且不必说,怎么连智能机乐Phone业务也如此不顺。他后来自己总结了原因,乐phone的产品定位,产品设计理念都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在于品质把控没有跟上,导致了早期出来产品质量非常差。他说道,“我们一帮读博士做research的人去工厂盯的,这能行吗?”

匪夷所思,硬件起家的公司会在供应链上出这么大篓子?

有点起色的是应用商店,这个一开始阻力最大而且零经验的项目,这是他从没有想到过的。阻力同样来自于内部,在那之前联想在PC时代的硬件过于成功,他们的机器总是能卖得很好,他们从来就不会去涉足软件应用层面的市场。所以,当应用商店项目确定后,内部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要做应用商店?联想能做成软件生态吗?在贺志强主持那次会议上,就有高管就直接质问毛世杰“你能保证应用商店上线的时候有 200 个应用吗?”

此时,毛世杰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的心里同样没有底气,只能默默把 200 个应用定为自己的目标。他面对的现实是,此时联想内部连软件合作协议都没有,之前的几乎全是硬件采购合同模板。他立马做了两件事,一个之前在Intel负责芯片设计的工程师被安排来负责财务文档,另一个出身于微软的工程师则被要求来研究软件开发合作的法务文档。

他嘴角微微上扬,此时坐在我面前沙发上的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要知道,微博、优酷这些移动时代的知名产品第一款安卓APP几乎全是基于联想应用商店的sdk合作开发出来的。

他声音越来越大,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顿时充满了生气。就是在这间办公室,他和 2018 年赴美上市彼时刚注册公司的乐逗游戏CEO陈湘宇谈论移动游戏应用的合作,并且推动了联想乐基金投资乐逗游戏。彼时还没注册公司后来被阿里收购的豌豆荚创始人王俊煜找上来和他商量合作事宜。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那个被他安排负责财务的芯片设计工程师经常向他汇报工作,那个人叫仇俊,就是在 2017 年就已经手握 12 亿用户下载量的茄子快传的CEO仇俊……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的努力没有白费。2010年,联想召开了第一届开发者大会,联想乐商店正式上线,里面内置 1000 多款应用,国内做安卓的人几乎会全都到场了。

他长舒了一口气。

03

2012 年,他在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推动了两个项目。

一个是AR眼镜,要知道当时没有AR这个词语,连大家熟知Google AR眼镜都是要到 12 年年底才发布的。

一个是智能投影手机,就是杨元庆翻虚拟琴谱,朗朗弹虚拟钢琴的那款。

这是定位明确的两个项目,前者旨在探索下一代硬件革命,后者则期望改变智能机的交互方式。

这就是从 2011 年底毛世杰开始接收以来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去探索未来5- 10 年技术上可能发生的变化。结合当时市场状况,他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智能手机之后是什么”。

他的第一个命题来自于杨元庆。从样式千变万化的功能机时代跨越到智能机时代,杨元庆认为智能手机的形态一定会有一些变化。至于怎么变,他则把问题抛给了毛世杰。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虚的前瞻性开发性问题,不会有人赶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对的。毛世杰却很自信,他想了好久,再找到杨元庆汇报,“我觉得智能机只是这个样子了。现有的交互方式情况下,只能追求屏越大,屏占比越大。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要改变交互方式。”毫无疑问,后来的发展趋势的确印证了他的说法。

基于计算视觉的两个项目纷纷上马,进展突飞猛进。 2015 年,智能投影手机发布,朗朗和杨元庆一起在台上展示了这款拥有全新交互方式的智能手机。他在台下很高兴,在微博上写下“许多努力就为了这声喝彩”。

同时,他还有一点小沮丧,他心里明白这款手机注定只能停留在舞台上,这场发布会只是为了向外界展示联想的技术实力。在那之前,他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找了无数的代工厂,从内地找到台湾找到日本,始终没有人解决这款手机的量产问题。这多多少少有点悲壮的味道,辛苦多年做的产品,大家都觉得很好,可是就是造不出来。

后来,他们换了个思路,将这套交互系统和尺寸大一些的音箱结合了起来,诞生了一台能投影屏幕的智能音箱。同样,联想为这款智能音箱举办了一场发布会,联想现任CTO芮勇和一个小女孩在现场演示这个产品交互的独特性。

但凡看过这场发布会的人,都会被这个音箱所吸引。在桌上光影组成的投影屏幕是多么好看啊,这块屏幕可以帮助小朋友绘画,这个屏幕可以识别现实的物品,这个屏幕能让人感受到我们正在向着科幻片中的场景进发。发布会后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曾找上来想要跟他们合作这款产品。

他其实很少在公众场合生气,不过就算现在提起来,他仍然有一种咬牙切齿的感觉。他给我翻了当时的朋友圈,他想不通一家全球知名的日本公司怎么会如此无耻。事件的起因是,他们找到索尼来为这款音箱代工镜头模组,索尼来的代表就坐在我坐的这个位置。结果不久后,索尼就发布了一款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我们就这件事告它绝对以告一个准”过去这么久了,他还是有点不服气。

时间来到 2018 年,联想流年不利,外界质疑声音不绝于耳。

首先是资本市场的遭重。从年初开始,股价持续下跌,创下 2011 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股民纷纷指责联想是“最垃圾的科技股”。同时,市场分析师也在疯狂踩盘,财新报道,彭博排名前十的分析师大多建议投资者卖出联想。

到了 5 月,港交所又发出了将联想踢出恒生指数的公告,这已经是联想历史上第二次被踢出恒生指数。这直接导致了联想成为港股市场上被做空最多的一只股票,根据金融咨询公司IHS Markit的推算,最危险的时候有13.8%的联想股份被空头借出。

接着是外界舆论的围攻。网络上有人故意翻出了两年前关于5G标准的投票事件,不明所以的群众民族情绪被点燃,进而直接引发了 2018 年中国互联网上最大的一次全民讨论。面对骂声,早已退隐的老同志柳传志不得不出山,以视频演讲的方式向公众陈述个中原委。

危机之后,联想似乎陷入了一种“怎么做都是错”的误解困境。参与美国“双11”黑色星期五因折扣力度过大,导致被冠以“国民良心想”的名头。杨元庆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联想不仅仅是一家中国公司,更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就被个别媒体恶意解读为“联想CEO:我们不是一家中国公司”……

这是非常诡异的一年,外部的舆论危机让人感觉联想这家企业不行了,然而在企业内部却呈现出一种别有洞天的景象。

2018 年 11 月 6 日,珠海航展。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与联想集团研究院签订AR技术应用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商飞是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项目的主体,也是统筹干线飞机和支线飞机发展、实现中国民用飞机产业化的主要载体。

签字落下最后那一笔的仪式定格在秋天,但是联想研究院与商飞的结缘,要开始得更早。商飞之前根本不知道联想在做AR这个事情,和外界一样,他们认为联想就是搞电脑的。

联想PC品牌概念太强了,研究院根本不为人知,研究院的技术更是匿影潜形。在这次对话中,毛世杰前后有 3 次表达了类似的场景:客户跟研究院接触之后才知道联想有那么多核心技术。

去年夏天的时候,热气穿透屋顶、墙壁和地板,上海, 2018 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毛世杰这支特别的团队,搞了个展会,商飞也在现场。毛世杰派了一个人现场演示了一下联想研究院的AR技术,商飞看到后颇有兴趣,脑海中冒出一句:就是它了。

然后就是参观研究院,接触研究院,与联想研究院谈一些具体合作。商飞最初抛出的难题,是飞机内部接线缆,在当时的技术环境和大家的普遍认知里,“这是最有挑战的事情。”

“你们现在的技术肯定做不到。”开始的时候,商飞对联想研究院还持有怀疑,还主动拉来另外两家,希望与毛世杰他们合作完成,算是一个留后路的Plan B。但是在后期,商飞某种程度上是被震惊了,这个“惊”解释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惊讶,与惊艳。

飞机制造需要非常多的零部件、线缆组装,一般大飞机生产线在商飞都需要至少几百号员工。就以插线缆头组装为例,一般是三人一组,可能有十几个小组。而插头只是其中一个项目,类似的项目超过 20 个,每一项都费时费力。

航空插头是密密麻麻的孔,线缆很多,三人中的一人专门查无数条线缆其中一根线缆的编号,并得出结论它应该插在哪个孔上,另一人要去实际端口位置把孔的位置找到——用肉眼,从密密麻麻的孔中找到一个。而这个插孔不足两毫米,比马蜂窝要密集细小得多,肉眼难以可见。三个人一组,最后一人便是确保位置的争取性。这些生产线上的工人也很快需要调班,以免疲劳出现失误。

而相同的线缆,在一架飞机上,有成千上万条。

商飞不是不想智能化,而是认为智能化的精确度,到不了这个程度,只能维持这样的工作模式。

这时候,毛世杰给他们提供了AR技术。只需要一个人,拿出一根线缆,通过AR眼镜,用接口扫一扫,相应的端口上就会显示出配对的孔的实际位置。“戴着AR眼镜,图纸就全部标识出来了,每个线缆从哪拐,怎么接,就非常简单。

这就是技术的力量,看起来像科幻电影一样。从火神的仆人、拉比的魔像(golem)到木牛流马,我们从来没有放下过有一种造物能代替自己从事机械繁重的劳作的企盼。但是在今天,比起重复,可能我们更需要智能解决的难题是——复杂。

当全部装完以后,又可以通过AR眼镜来检查,有没有差错与遗漏。以往,在安全性上,一根线插上去后又断掉是有一定概率的,所以一般飞机的操作流程是插进去以后又拔出来再插,保证线缆不会掉落。AR眼镜同样能视觉识别这个动作有没有必要,或者说有没有做,从而提高飞机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后来,联想研究院与商飞的合作越来越频繁,领域也越来越大。比如第二代晨星AR眼镜,微软的同款产品太厚重,他们就提供轻便的。比如5G,商飞的整个园区都布好了5G,联想就用5G做远程视频协助。

这才有了商飞与研究院签战略合作协议那一幕。 11 月的珠海,当时的天空还有歼 20 飞过的痕迹,从这里,可以看到对面的澳门,也就是在澳门回归那一年, 1999 年,联想研究院成立的。

除了帮助中国大飞机的制造,联想研究院的AR技术还无意间闯入飞机维修的行当。毛世杰曾做过一个演示,他在舞台上带上了晨星AR眼镜。舞台中间摆着一台完整的飞机发动机,金属质感很强。而在他的视角里,一个依据现实影响的数据模型开始建立。他的右手稍微动一动,这个模型立马就能被有序拆解,然后迅速定位故障问题,再通过专家连线的实时指导。用他的话来形容“每一个人都能轻松修飞机”,这话有点夸张,不过台下的我们依旧惊叹于这科幻片般的场景。

现在就AR技术,他们已经收获了很多客户。回望过去几年毛世杰的所有经历,简直就像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他们在技术上想方设法的探索,中间遭遇了无数挫折和质疑,但是却在 2018 年这个联想历史上处境最为不妙的一年,他们坚持了多年技术终于开始散发出光芒,开始被人所认知。

这一年,大小巨头都认为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已经过去,未来的机会是B端,是产业互联网。作为技术研发者的毛世杰或许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们每一天所做的努力都是怎么在技术上更进一步。 2018 年这个时间点,让他们意外地探进了产业互联网的世界里,这项一开始旨在改变C端交互方式的技术却被发现在B端有更深层的应用,意义更为重要的应用。

在 2018 年年尾,联想的股票反向拉出了一条上涨的弧线,市场正在重新认识这家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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